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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7 份性侵案件背后的真相

题图来自《素媛》剧照,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易数读(ID:datablog163),作者:潘子怡,设计:杨楠、黎旭廷

三个月过去了,微博上仍然有人在不舍追问:#鲍某明今天伏法了吗#

今年四月份,《南风窗》杂志发布了一篇长文曝光了这起“涉嫌性侵养女案”,涉案高管鲍某明被指长期性侵自己的未成年“养女”,长达三年。

和其他众多被媒体曝光的性侵案件一样,即使获得了大众舆论的声援,大部分性侵案都面临着立案难、取证难等困境。

然而,性侵绝不是只有极少数人才会遭遇的不幸,被公开报道的性侵案只是冰山一角。

性侵案件逐年上升,男性也是受害者

近年来,性侵案件越来越多了。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清华大学和“LoveMatters”从 2014 – 2017 年四年间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中筛选出了 51447 份性侵犯罪样本,综合来看,性侵犯案数量逐年上升。

其中 2014 至 2015 年猥亵、侮辱案件数量增长最为迅猛,一年中增长了53%。而在强奸案的数量变化上,2015 至 2016 年增幅最大,达到了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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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七成以上的性侵其实都来自熟人作案。

根据《中国性侵司法案件大数据(2019)》中的数据,绝大部分强奸案施暴人都和受害人认识,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猥亵、侮辱案件占了26.03%,而由陌生人犯案的强奸罪更少,只占了 3.77%。[1]

随着网络社交的发达,网友“面基”不再稀奇,但有 56.16% 的强奸案就发生在网友之间。[1]

另外比较复杂的是,伴侣之间也容易发生强奸。17.91% 的强奸案发生在现任伴侣之间,而 7.72% 的强奸案发生于前任伴侣之间,不过法律上婚内强奸是否定罪目前仍有争议。[1]

另外,性侵离生活也并不遥远,很多令人不适的骚扰也属于性侵。而且,在大学时期,就有很多人遭遇到了这类的性侵害。

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年网络和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共同出具的《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语言上的性骚扰最常见,女大学生遭遇线上线下语言性骚扰的比例为 71.19%,男性也不低,为 6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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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言语性骚扰”、“被迫脱衣/暴露隐私部位”男大学生的比例要高于女大学生外,遭遇其他性侵犯的女大学生的比例都要高于男性。

例如,有过因身体发育被同学嘲笑的女大学生有 27.02%,而只有 19.25% 的男大学生有过这样的体验。情节更严重的性犯罪行为中,被迫触摸隐私部位、被强迫性行为的女性比例也明显高于男性。[2]

不过,男性也可能成为性侵的受害者。根据美国最大的反性侵组织 RAINN 的数据,十分之一的性侵受害者是男性。[3]

但由于思维定式和社会舆论,受到性侵的男性往往会面对不少质疑:“男人也能被性侵?”,同时,他们的维权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困难。

儿童性侵多为熟人作案,平均受害人增多

除了青年人以外,儿童也是容易受到性侵害的群体,根据美国反性侵组织 RAINN 的数据,15%的性侵案件发生在 12-17 岁的未成年人身上。[3]

近些年来每逢媒体曝光未成年人性侵案总是能牵动大众的心弦,而儿童性侵案也不断出现年纪越来越小的受害人。根据“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调研报告,近七年来每年被媒体曝光的未成年人性侵案都有数百起。[4]

数量上看尽管这两年数据有所回落,但统计样本仅为媒体曝光过的案件,实际发生的性侵儿童案例并不一定降低。

从调研报告看,小学、初中年龄段的女孩更容易遭受性侵的伤害,根据“女童保护”基金,在遭遇性侵的儿童中,有 89.31% 的受害人是女童,而 14 岁以下的受害人超过了总数一半,达 5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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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针对未成年的性侵案牵扯面越来越广,平均每个案件受害人的数量在增加,虽然 2019 年被曝光的案件较少,但每个案件的平均受害人数 2.68 要高于 2018 年的 2.37、2017 年的 1.6 人。[4]

同样,网络上可能隐藏着居心叵测的恶魔,线上侵害或线下见面后发生的儿童性侵占比 9.91%,虽然比例不算特别大,但网络作案更难被家长、老师发现,而且平均每起案件的受害者数量不少,甚至有几十人受害的情况出现,危害性不可小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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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兴的网络作案以外,由于大部分儿童的生活环境较单纯,集中在家庭、学校间,熟人作案更为常见。

占比最大的施暴人是老师(包括培训班),达 35.85 %,剩下占比较高的还有亲戚、朋友、邻居和家庭成员。其中由家庭成员如父亲、继父作案的案件,囿于社会、伦理、生活保障等各种原因,受害儿童往往不敢声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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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女童保护”,40 岁以上的施暴人超过了半数,高达 59.33%,也就是说,伤害孩子们的往往是他们信任的长辈。[4]

这类性侵犯很少有外力阻止,侵害也很少自动终止,有些施暴者持续作案的时间长达 2-3 年,而 2019 年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中,最长持续作案时间高达 22 年。[4]

而同样由未成年人造成的未成年性侵案也需要警惕,占比十分之一,但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某些省份公布的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4]

性侵案报案率低,罪犯重复犯罪率高

不幸的是,不论是未成年还是成年人遭遇性侵犯,发生率都要远超我们的想象。

犯罪学有“犯罪黑数”这样一个概念,指虽然发生但是并未被发现或纳入官方犯罪统计中的数字。而性犯罪则属于犯罪黑数较多的案件种类之一。

相较于其他的刑事案件,强奸和猥亵的案件相对特殊,具有取证难、重复犯罪率高、受害人面对的舆论压力大等特点,曝光出来的性侵案件往往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大学生在遭遇性侵犯后选择报案的只有3.88%,大多数受害人在伤害发生后往往选择忍气吞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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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倾诉的首选对象是同学和朋友,占54.33%。不同的是,男大学生更倾向于告诉自己的伴侣,占40.39%,女大学生则更乐意告诉自己的亲人和长辈,占27.19%。[2]

一边是沉默的性侵受害人,另一边是很难停手的性侵罪犯。发表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统计分析了从 2006 年至 2016 年的裁判文书,结果是性犯罪整体再犯率为6%。

其中再次实施过强奸罪的比例有 5.13 %。强制猥亵罪和猥亵儿童罪的重复犯罪率更高,达 14.58% 和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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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早期的裁判文书的说理并不充分,直到 2010 年才将“前科”作为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所以实际的再犯率很可能要高于目前的统计数据,有学者表示性犯罪人员具有较高的再次犯罪倾向是毫无疑问的。[5]

性侵,对每个受害者来说都是一把“刀”。在真实案例改编的韩国电影《素媛》中,小女孩在遭受暴力性侵后,只能使用人工肛门袋生活。

同时,遭遇性犯罪的受害人还会遭受长期的心理折磨,根据美国反性侵组织 RAINN ,近七成的女性受害人在被性侵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害人考虑过自杀。

为了降低性侵的犯罪率和重复犯罪率,让更多的潜在受害者幸免于难,有些国家采用了如就业限制、罪犯个人信息公示、电子脚镣、化学阉割等多种方案。

还有一些受害者,她们选择了站出来勇敢发声,即使她们这样的做法就像《黑箱:日本之耻》的作者伊藤诗织说的“把脸伸进蜂巢一般”,但也确实鼓励了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

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需一句“姐姐来了”、“哥哥来了”。让全社会多一点这样的善意和鼓励,也让性侵受害者后盾更坚实一点。

参考文献:

[1]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清华大学与“LoveMatters”. 2020. 中国性侵司法案件大数据报告(2019).

[2]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青年网络与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2020. 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

[3]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Statistics | RAINN. (2020). Retrieved 2 July 2020, from https://www.rainn.org/statistics/victims-sexual-violence

[4]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与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 2020. 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19).

[5] 田刚. (2017). 性犯罪人再次犯罪预防机制——基于性犯罪记录本土化建构的思考.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35(3), 57-6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易数读(ID:datablog163),作者:潘子怡,设计:杨楠、黎旭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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